圣道学习第6课：
圣经总论C——圣经的译本，要挑选，要分辨，要对照，要参考
A我们相信，66卷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都是神所默示的。
B我们相信，66卷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内容都是真实的。
C我们也根据客观事实，证明了圣经在流传过程中，抄本是高度可靠的。
D我们又要根据客观事实，了解圣经的译本，需要挑选、分辨、对照和参考，不可等同于绝对无误的原文原版
今天，我们再次来深入了解一下，译本的相关内容。
我们平常灵修或讲道，所采用的都是华人教会最广泛使用的《中文和合本圣经》，有一些经文，中文的词语和原文的含义，相距甚远。
如果我们没有查考工具书，很容易将这一版本的中文，当作标准。以致误以为，《中文和合本》的圣经里面，一点一画也都是神的默示，不得更改。就会将其他译本，或不同翻译的经文，一概误解为异端、错谬，无法容忍，不可接受，而失去了解原文的渠道，关闭了按正意理解圣经的大门。
3圣经的译本，要挑选，要分辨，要对照，要参考
据统计，全世界共有2261种不同语言的圣经译本(Versions)流传，其中还没有包括同一语言中不同的译本。几乎所有民族的语言，甚至地区方言都已包罗。其中二百八十多种是全本的新旧约，五百九十多种只有新约部分，九百二十多种是单行本或选辑本。
希腊文译本：从公元3世纪俄利根（Origen）编纂的六经合编（Hexapla）可知，古代至少有七种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分别是《七十士译本》、亚居拉译本、狄奥多田修正本、辛马库译本、第五译本、第六译本和第七译本。由于原稿早已散佚，现在只能从古代教父的一些著作和叙利亚文译本的六经合编中了解前四种译本的一些情况。其中《七十士希腊文译本》（Septuagint，简写为LXX），或称《七十士译本》，是最早的《旧约》译本。
亚兰文译本：公元前586年犹大国灭亡，以色列人沦为巴比伦人的囚虏。此后他们长时期生活在异乡，逐渐习惯了流行于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亚兰语，而对自己的希伯来母语日益生疏，以致在他们返国初期，以斯拉和利未人给百姓念律法书时，需要一面念一面用亚兰语解释，方能使之明了经文的含义。从公元前2世纪起，这种经口头解释的圣经被书写下来，成为亚兰文释译本圣经，统称“他而根”（Targum）。
古叙利亚文译本：古叙利亚文是亚兰文的一种方言，耶稣时代使用于今天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北部及土耳其东部一带。公元2世纪，旧约被翻译成古叙利亚文。这种译本至今仍被叙利亚、伊朗、印度的一些基督教教派使用。现知古叙利亚文译本有以下四种：别西大译本（Peshitta）、非罗森诺译本（Philoxenus）、六经合编译本、叙利亚文巴勒斯坦译本。
拉丁文译本：据考证，公元2至3世纪就有了古拉丁文译本，数量不下38种，都是从《七十士希腊文译本》转译而来。最重要的拉丁文译本是随后译成的《拉丁文通俗译本》，又称《武加大译本》（Vulgate，原文为“通俗”、“普通”）。
新约译本：
到公元3世纪中叶，新约已经有了拉丁文、叙利亚文和科普特文译本。它们都是从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
拉丁文新约的主要译本是耶柔米（Jerome）于公元382年译成的《拉丁文通俗译本》（或称《武加大译本》）。叙利亚文的主要译本是《别西大译本》，大约在公元4世纪末叶成书。科普特文《新约》译本有四种方言抄本留存至今。其他《新约》译本还有：以拉丁文译本为基础译成的普罗旺斯文（Provencal）和波西米亚文（Bohemian）译本；以叙利亚文译本为基础的亚美尼亚文译本、埃塞俄比亚文译本、波斯文和索格底文（Sogdian）译本；兼有叙利亚文和科普特文渊源的阿拉伯文译本和努比亚文（Nubian）残篇；公元4世纪依据希腊文原文（亦参照拉丁文译本）译成的哥特文译本，以及公元10世纪从希腊文译出的斯拉夫文（Slavonic）译本。
中世纪后期译本
中世纪后期，又有一批新的圣经译本相继问世，译者多是对天主教会不满的下层教士。12世纪末，法国商人瓦勒度把圣经译成普云士文（一种法国南部方言）。
14世纪下半叶，英国早期宗教改革的先锋人物之一威克里夫首次将全部圣经从拉丁文译成英文。到了15世纪，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荷兰文、西班牙文的《新约》和圣经全书先后与读者见面。这些新译本的出现，促进了宗教改革的产生。当时新教领袖的一条重要战线就是翻译和出版圣经。
因各种新版圣经动摇了拉丁文《武加大译本》的独尊地位，翻译者们有的遭到追捕，有的被判死刑，有的被迫逃往国外，有的则转入地下工作。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圣经翻译的“黑暗时期”。
德国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严词否认教会解释圣经的绝对权威，主张教徒通过阅读圣经原文与上帝直接建立联系。为满足普通民众读经的需要，他以清新明快的文字将圣经译成德文，1522年译出《新约》，1532年译出全部圣经。这部圣经成为德国近代语言文字的最佳范本。
宗教改革时期圣经英译的最初成果是《丁道尔译本》（1525或1526）。丁道尔译经时遭到英国天主教会的迫害，为逃避追捕而流亡德国，冒着生命危险译出《新约》和《旧约》中的“五经”和《约拿书》，随后被天主教会抓获，送上火刑柱。
之后，英国又出现《科威戴尔译本》《马太译本》《大型圣经》《日内瓦圣经》《主教圣经》等重要译本。但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圣经翻译有时也得到英王的支持。
《马太译本》是第一本获得英王钦准出版的圣经，《科威戴尔译本》也得到官方的允诺。
更重要的是英王詹姆斯一世允准翻译《钦定译本》（又称《詹姆斯王译本》），于1611年出版。出版后反映强烈，长达350年之久盛誉不衰，有学者称它是历世以来空前完美的、最优雅、最受人喜爱的、唯一纯正的英文译本。一般认为，英文钦定本和马丁·路德的德文译本体现了宗教改革时期圣经翻译的最高成就。
随后二三百年，冰岛文、瑞士文、丹麦文、芬兰文、葡萄牙文、挪威文、俄罗斯文等欧洲语言的译本也陆续产生。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还出现了印地文、孟加拉文、日文、中文、尼日利亚文等圣经译本。
近现代译本
重要的英文译本：《美国标准译本》（1901），这是美国圣经公会出版发行的第一本圣经。《修订标准译本》（1952），在《美国标准译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耶路撒冷圣经》（1966），在吸收早期译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直接译成英文，因学术性较强而深受天主教和基督教徒的欢迎。《新英文圣经》（1961—1970），由英国新教徒完全采用流行的当代英语译成，出版后曾一度引起争议，但其巨大成就逐渐被世人所公认。《当代圣经》（1971），有泰勒参照《美国标准译本》，在咨询希腊文、希伯来文专家的基础上意译而成。为求准确，他还参考了诸多受人欢迎的版本，使这个译本轰动一时。此外还有《增订本圣经》（1945）、《当代福音圣经》（1966）、《新美国圣经》（1970）、《今日英文译本》（1976）、《福音圣经》（1976）等。
中文翻译
圣经中文译本（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的数量难以确考。一般认为，有据可查者便达近百种。其中不仅有汉语文言文、白话文译本，还有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译本。最早的《圣经》中译本可追溯到7世纪的“景教本”，由景教传教士阿罗本（Alopen）等人根据其叙利亚文《圣经》所译，现已失传，部分译文散见于敦煌文献中。元代天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J. de Monte Corvino)用蒙文译出《新约》和《圣咏集》，但译本也已失传。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亦曾将《圣经》的部分卷章或经文汉译，散见于利玛窦（Matter Ricci）的《琦人十规》、艾玛诺（Emmaunel Diaz）的《圣经直解》和《天主圣教十诫直诠》，以及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之中。此外巴设于18世纪初译有部分《新约》，其译稿存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而贺清泰于18世纪末也曾译出《圣经》大部。
这些译文被称为“明清本”，后人译经时曾加以参考借鉴。
1807年，基督教新教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R.Morrison）从英国到达广州，因在广州无法公开传教而移居澳门，在那里译经。《新约》于1813年译成，次年在广州出版。随后又在来华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的协助下，于1819年译成《旧约》。圣经全书定名为《神天圣书》，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与此同时，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和出生于澳门的亚美尼亚人拉沙（JoannesLassar）也译出一部汉文圣经，成为“马士曼&拉沙译本”，1822年在印度印行。这两个译本行销不广，但因是最早的中文圣经而地位显著，并为日后的圣经汉译奠定了基础。不久，西方来华的传教士日渐增多，他们各有不同的国籍背景，对译经的要求也各不相同。
1830年前后，一个由麦都思（W.H.Medhurst）、郭实腊（K.F.A.Gutzlaff）、裨治文（E.C. Bridgman）和马礼逊之子小马礼逊（J.R.Morrison）组成的四人小组决定重译圣经。《新约》由麦都思担任主译，1835年完成，1837年取名《新遗诏书》在巴塔维亚出版。《旧约》大多出自郭实腊之手，1840年以《旧遗诏书》为名出版。此译本的主要贡献在文体和专门用语方面，其文体与术语为日后的译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该书曾流传于太平天国军中，太平天国文告引用的经文大多录自其中。19世纪中期又有若干译本问世，如“代表译本”（The Delegates’ Version，1852）、“裨治文译本”（1862）、“胡德迈译本”（1866）和“高德译本”（1868），它们都用文言翻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海禁开放，对外接触频繁，加之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传统观念逐渐动摇，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在文字方面，一种比较通俗易懂的“浅文理”（半文言）语言逐渐取代文言文而流传于民间；同时，白话文也日渐盛行。在此背景下，一些有见识的传教士感到，只有用“浅文理”乃至白话文译经，圣经才能在中国普及。
“浅文理”译经最初成果，是新教传教士杨格非（John Griffith）翻译的《新约》（1885年首版，1889年修订版）。继而又有包约翰（John S.Burdon）、白汉理（H.Blogde）合译的《新约全书》（1889）和施约瑟（S.T.Schereschewsky）翻译的《新旧约全书》（1902）。白话文译本有以下数种：“麦都思&施敦力译本”（1857）、“北京语《新约》译本”（1866）、“施约瑟《旧约》译本”（1875）、“杨格非《新约》译本”（1889）。
在此前后，国内各地还出现一批方言译本，有的译了圣经全书，有的只译出部分经卷。译出圣经全书的有10种：“蒙古语译本”（1880）、“客家语译本”（1886）、“福州语译本”（1891）、“广州语译本”（1894）、“宁波语译本”（1901）、“厦门语译本”（1902）、“上海语译本”（1908）、“苏州语译本”（1908）、“兴化语译本”（1912）、“台州语译本”（1914）。此外还有少数民族语言的“部落译本”。
中国近代圣经翻译的最高成就当推“五四”前夕出版的“国语和合译本”。1890年，英美各地来华传教士的代表在上海召开大会，决定集体翻译一部能为各教派通用的汉文译本，并成立3个委员会，分别从事文理（文言文）、浅文理和国语和合译本的翻译。国语本译委会次年正式开始工作，至1904年译出《新约》，1907年出版，《旧约》于1919年印行面世。1919年2月，“国语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出版发行，很快传遍南北各省，销量远胜于其它版本，逐渐成为中国教会唯一采用的圣经译本。此译本为中国教会开拓了白话文译经的新纪元，并对“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的出现也是西方传教士翻译中文圣经的结束。
这个译本由英文修订标准版圣经（English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是对最为权威的钦定本圣经的修订）作蓝本翻译的，辅之以希伯来和希腊原文。翻译委员会最初由七位西方传教士带着他们的中国助手（有的为牧师，可惜他们大部分的名字都不可考证了）组成，在新约完成了就只剩下了五位，主席为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其他传教士成员包括美国公理会的富善（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中国内地会的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 1852-1922）、美国美以美会的鹿依士（Spencer Lewis, 1854-1939）以及伦敦传道会文书田（George Stephen Owen, 1847-1914）。这些传教士来自不同地方，都是在中国多年传教，属灵的知识丰富，而且既精通圣经，又通晓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再加上他们的中国助手，足以成为翻译圣经的理想团队。
这个译本的翻译确立了“忠于原文”和“让各个阶层都能懂”的原则。实际上，官话和合本的翻译是三个译本中最慢的，其中经过多次修订，这样也保证了文字的优美和译文质量。除了以上几位骨干和中国助手以外，先后共有十四人参与翻译工作。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在1891年举行， 1899年四福音完成，1906年新约正式宣告完成，1918年正式完成全部的圣经，1919年二月正式出版。整个翻译历时28年，在1919年出版时，原来的译经委员中，只有富善一人得以看到这个译本圣经的问世，不过他已是八十二岁的高龄了，其他人都已经逝世。
这个译本，后来改名为“国语和合译本”，由于白话文的普及，渐渐成为中国基督徒最为认可的译本。今天，我们普遍使用的和合本圣经就是来自这个译本，除了一些微小的修订以外，这个译本的圣经基本上与当初的译本并没有多大变化，在诞生的近一百年来，这个译本的圣经一直是中国最为权威，最受欢迎，使用最为广泛的译本，考虑到这一百年的变迁，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奇迹，这就是神所做的，是神给中国人的极大恩典。
此后，中国圣经学者便开始了独立的译经工作。20世纪30至70年代，相继有“王宣忱译本”、“朱宝惠译本”、“肖铁笛译本”、“吕振中译本”等华人译本问世。由于圣经考古学的进展，人们对以往译本的某些经文产生了新的理解；同时，现代汉语的发展也要求更新旧译本的语言，这就呼唤着新的译本不断问世。1979年，适逢“国语和合译本”出版60周年之际，香港同时推出3个新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当代圣经”和“圣经新译本”。其中“现代中文译本”影响最大。该书由许牧世主持翻译，1971年动笔，1975年译出《新约》，1979年译出《旧约》。翻译工作始终在美国圣经公会总部的“圣经大楼”里进行。期间参考了多种语言的圣经译本，包括自马礼逊以来的几乎所有中文译本。正文中有不少脚注，书末还附有专用名词注释表、圣经年代表和若干地图。瑞士女画家包乐棠（A. Vellotton）为全书绘制多幅线条活泼的精美插图，使之大增异彩。1980年，为满足信徒和其他读者的需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上海影印出版“国语和合译本”的《新旧约全书》，1982年又与中国基督教协会联合重版。1989年，上述译本又以简体汉字横排再版。天主教于特兰托公会议审定圣经正典后，1566年有人把一些历史上无争议的、为整个教会接受的经卷，称为正典，或“第一书目”经书；而把一些在内容、年代、文字和作者等方面有过争议，最后才被列入正典的经卷，称为“次经”，或“第二书目”经书。天主教也称作次经，但却认为次经与正经都是圣经正典，只在审定时间上有先后之别。而新教只承认正经各卷为正典，并认为《新约》各卷都是正典经卷而无次经；又认为只有正典经卷是《圣经》，次经只作为古典文献而受到敬重，不承认是《圣经》。
圣经既然有这么多的译本，需要正确的挑选，听从教会的牧师以及普世真教会的一致见证，选择可靠的译本。
因为别有用心的极端或异端组织，会翻译一些关键的经文，将私意放进去，宣扬他们不纯正的观点。这是非常可怕，非常具迷惑性的。比如耶和华见证人（守望台）有《新世界译本》；李常受的恢复派有《恢复版圣经》；自由派新神学派有《现代中文译本》，都是有私意有谬误的。
——我们今天的中文和合版，相当纯正。虽然有一些词句翻译错误，但根本上不影响信仰与生活的惟一准则。
你用手机里的《微读圣经》上面有：新标点和合版圣经，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圣经新译本，中文标准译本，吕振中译本，在读经时，有难解的，可以通过这几个译本，逐一对照。英文的译本也比较多。但对于弟兄姐妹，平时就用《和合版》（1919年正式出版）圣经即可以了。我们讲道的器皿，则多一些参考的。懂英文或原文的，参考更广泛一些。
2021.9.21
